分类:艺术观察与视点   阅读:

  如果你没上过艺术史概览课,就不会明白表演艺术的要素有多么重要。上课必须得是在黑暗中投影图像,图像通常是两张一组。如果房间太热、老师声音又低的话,根本挡不住瞌睡虫来袭。但在耶鲁大学,就有这样一位大师级的表演者——文森特·斯考利(Vincent Scully),他在60年的教学生涯中,让这门课成为一个传奇。他会大步走到屏幕前,不带讲义,口才惊人,需要的时候或咆哮或低语,还时不时用指屏的长竿敲击地板,提示放映员切换幻灯片。

  一个学生看到他的教授因为一件艺术作品而哽咽(斯考利可会哭了),便永远不会忘记它。其实到最后,你并非简单地学到了一串建筑和绘画名单,那些在书里也有,而是学会了如何眼对眼地面对一件艺术作品,在实打实的对抗中获得体会,其中就包含了你全部的人性、智力、情感和记忆。这种体验是相当上头的,斯考利激励了很多学生去念建筑,而1980年代的新城市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以前学生的作品。斯考利于1991年正式退休,很快就被证明无可替代,其继任者中没有一个能达到他那样又英雄又浪漫的高度。

  学术界不乏能言善辩、有剧场感的表演者,但要讲授这一课程,还需要更多。比如,讲解乔托和毕加索时,要有非常高昂的热情,不然整堂课就毫无生气——这就需要一个通才。理想情况下,一个人应有广泛的兴趣和阅读基础,但还必须毫无畏惧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但是在现代大学里,无所畏惧的通才寥寥无几,学者们更喜欢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进行安全的教学。即使耶鲁有意保留这门课程,要想找到有能力或有意愿授课的学者,也并非一件易事。

  耶鲁此次取消课程之举,只是艺术史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的一个可见部分,而有很大一部分变化公众是看不到的。大约一代人之前,艺术教学的潜在前提是承认这是一种文明的表达方式,是文明创造的最崇高的东西之一,是人类引以为豪的成就,像莫扎特的音乐、莎士比亚的戏剧。于是,艺术史自然而然地集中在那些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伟大时刻,例如13世纪或文艺复兴全盛期,或是会出现极大的跳跃,例如短短数十年就从印象派一跃而至立体主义。这种艺术是西方的,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这点无可辩驳。

  而发生改变的,也是让学者们感到不适的,是西方艺术是“我们的艺术”的这种感觉。强调西方传统就是承认它,并成为可能归罪于它的历史行为的同谋,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环境破坏等等。那种一些艺术优于另一些艺术,甚至达到了人类成就的顶峰的观念让人十分尴尬。不过,即便西方文化信心的崩溃造成了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也被另一方面的人填补了——学者们发现,他们可以不像鉴赏家,而是像人类学家那样观看艺术,避免做出价值判断。

  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艺术史项目的介绍中,就明确自陈“并非全面的调查,而是艺术的抽样……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区和文化来进行观察”,其中的人类学方法显而易见:

  像任何社会学家或人文学者一样,学生必须评估证据(文献、文字或图片),形成假设,检验材料,并得出结论。学有所成者会掌握将视觉感知转化为语言或物质表达的方法,发展自身的视觉记忆,并与大量的历史证据建立联系。

  这就好比把学生空降到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这个文化有它自己的奇妙实践和信仰,而学生们得去客观地观察它们。至于他们如何在米开朗琪罗的《圣殇》和伏特加广告之间判断意义高下,就不得而知了。

  在此过程中,概览课无疑被贬为最保守的东西,即“宏大叙事”。这种观念认为,西方艺术的经典是一种权力工具,目的是强化现有的权力关系体系——整个体系都是精心设计的压迫机制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这种叙事的发展,宏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表面上看,尽早向学生介绍非西方艺术并没有错,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本世纪上半叶以来,艺术史系一直有这样的传统,而耶鲁大学在非洲和亚洲艺术方面拥有的丰富资源,也完全可以在其导论课程中体现出来。然而,将这一课程和一堆自助餐式的课程作交换是有代价的——没了共同的参考框架,没了共享的知识体系,同事之间也无法有效地交流各自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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