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回到中国,去天安门或者去公园都会碰到些专门拍照的人,你只要花5毛钱留下地址,洗出来照片就会寄到你家里。我认为中国人确实是喜欢摄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把摄影归到了水墨画的境界,你会看到很多中国摄影师喜欢拍山水,这一点和西方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从社会文化角度,中国每一个人大学毕业,他可能去照一张相片,结婚也去照一张相片,全家在一起的时候也要拍一张全家福,这种习惯无论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
2019华为新影像大赛作品展览现场
记者:由于这些前情往事,在手机拍照时代,中国人似乎也最为热衷此道。同时,手机摄影可能是拍摄工具逐渐便携化、小型化的最终形态,在你看这样的变化对于摄影本身有哪些影响?
刘香成:为什么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手机品牌能把摄影功能发挥到极致,我认为有两个因素:首先,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摄影功能对中国市场消费者的重要性;其次,比如华为很早就同徕卡这样的权威相机品牌合作,在技术研发上下了很大功夫做研究。相机从当初一个大匣子,到徕卡相机在战地摄影中的快速反应,再到现在人人手中的手机,对于摄影本身而言是图像数量愈发海量化。2016年人类拍摄的摄影作品比2013年的时候翻了两倍,每一年都会有3万多亿图片,这个数字听起来是很可怕的,到2019年的时候,可能又翻了两倍。摄影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延伸的一部分,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有人通过摄影纪录下来。
“‘九宫格’是图片编辑很好的训练项目”
记者:与海量的照片相较,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从中披沙拣金,找出精品是个问题。
刘香成:传统媒体在受到了网络冲击后,大家对一张经典图片认识过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现在反而是美术馆在传播上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了。3万多亿的图片里面,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进入美术馆,进入画廊。过去人们逢年过节才拍一张相片,但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会拍摄,这也造成一个效应:大家会知道去拍摄一张好相片有多难。早前,全球著名的博物馆都没有做过摄影展览,现在所有一线大博物馆都非常重视摄影展,而且很认真地去收藏摄影作品。我认为摄影作品的质量会逐渐提高,这和大家都参与其中是有关系的。
记者:提到经典照片,你拍摄的戈尔巴乔夫掷下讲稿,标志苏联正式解体的照片,从按下快门到全球传播其间变数颇多,但在手机网络的时代,它本身的新闻价值可以瞬间实现。
刘香成:我当时是用1/30秒的快门,那个场合又不适合用闪光灯,而且闪光灯拍出来的效果也不会觉得那张纸是在动的。怎么去拍那张照片?之前琢磨了很长时间,我知道那个时刻有多重要,想要给大家的感觉是那一瞬间,就是在那一瞬间,苏联解体了。当时我是有备而来,过往我拍过很暗很黑的教堂,会选择很深的景深,在拍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之前有过大量类似的训练,对自己选择1/30秒快门还是有把握的。那一个瞬间只有他的纸在动,他的人没有动,如果他人动的话,这张照片就会虚了,但我料定他人不会动。所有的编辑看到了这张照片以后,都觉得那一个瞬间戈尔巴乔夫合上了历史的一页。
记者:此次新影像大赛获奖作品中有一例“九宫格”呈现的作品《幕后花絮》,展现了一定的新闻纪实性,你对手机摄影如何讲故事有何看法?
刘香成:今年的大奖作品《Come to me》获奖理由中,其中一项也是看重它比较真实。在“九宫格”这个组别,设立奖项的初衷其实就是看摄影师怎么用相机说故事。国内很多人对于什么是新闻摄影的认知可能有些偏差,我是拍新闻摄影的,也经历过很多重要历史瞬间,但作为一名国外新闻机构的特派员,我拍新闻事件比较少,反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感兴趣,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但有着很强的纪实性。
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离作品太近了,所以如何最终呈现它,需要由专业图片编辑做工作。在西方,图片编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而“九宫格”是一个很好训练的项目,人们目前拍摄的作品更多还是想通过景物或者颜色来表达,但人文纪实类摄影作品的内在叙事性还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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