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制酒具|瓷器|酒具(2)－中国艺术品收藏证书查询网（艺术奢侈品IDE收藏证书查询网）

　　提梁倒壶是宋代颇具科技性的创新产品。此种壶的壶盖仅为装饰，不能开启，注酒时需将壶倒置，酒从壶底中心的孔中注入，盛满后将壶放正，因壶内部有漏注与水相隔，底部注水孔不会漏水。这个设计非常巧妙，说明宋人对酒具的使用也由实用性向趣味性发展。

　　饮酒器自宋代起开始变为容量较小的杯、盏、碗等，并与执壶、酒瓶配套使用。盏，是放茶、酒的小碗或者杯，造型一般为直口，深孤腹，多与盘型盏配套使用，有的盏与托连为一体；还有一种斗笠形盏，也叫作斗笠杯，敞口，尖底，斜直壁，小圈足。之所以器物变小，主要是宋代酿造的酒，酒精含量一直在增高。据推测大概在南宋，蒸馏酒（白酒）酿造成功，此酒性烈，因此宋人饮酒量较前代明显减少。汉朝人饮酒以“石”计，唐朝人以“斗”计，而到了宋朝，大多以“升”计。故此，宋代饮酒器均为小件的杯、盏、碗等，此类器物工艺精湛、胎薄素雅，乃高级饮具。

　　（宋）赵佶文会图（局部）绢本设色

　　纵184.4厘米横123.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徽宗赵佶的《文会图》描绘文士们以文会友饮酒赋诗的场景：林中绿草如茵，雕栏环绕，树木扶疏，文士们铺陈巨案，有人围坐于此，有人树下立谈，侍从童仆们忙于盛酒斟茶，桌上各人面前整齐摆放着杯、盘、筷、带托的酒盏，另有各式的杯盏碗盘放置菜食点心，两侧各有执壶方便注酒；近处的桌边是四五个忙于备茶酒的侍从，桌上地下放置执壶、梅瓶、长杓、杯、盏等，待由侍从端于桌上。其中桌下的梅瓶，口部密封，是宋以前未曾出现的形式。左侧甚至有炉火，直接将执壶置于炭火中温酒。右上角为赵佶行书自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左上角是蔡京所题的和韵诗：“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宋代在“重文抑武”的背景下，一改前朝大气豪迈之风，酒器的造型、纹饰就像当时的诗书画一般，更加注重理性、实用、细腻、精巧和韵味，体现出文人淡泊脱俗、宁静悠远的心境。

　　（宋）赵佶文会图（局部）绢本设色

　　纵184.4厘米横123.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的储酒器仍以梅瓶和玉壶春瓶为主，且都有瓶盖，只是出土酒具大多瓶盖丢失或者碎裂。受游牧民族豪放之酒风影响，还流行多种酒壶和酒罐。元代认为“兵与礼为国之大事”，有专门的宫廷用瓷、用纹，如“枢府器”“太禧”字款等。“枢府”是元代枢密院国家最高军事机关，“枢府器”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还有传世多件“内府”款梅瓶，但此几件梅瓶精粗悬殊，与明代官窑品质绝伦、标准划一截然不同。有研究者表明在元代并无专门的“内府”机构，然《元史》中却多处提及各地土物、特产“供奉内府”“以供内府”“以恭内府”，其所指必然是宫廷。

　　元人胡思慧《饮膳正要》记载：“阿剌吉酒，味甘甜，大热，有大毒，主消冷湿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谓：“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吉（阿剌吉），酒极浓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也。”文中所提“阿剌吉酒”和“法酒”显然是经过蒸馏的白酒，酿造酒的浓度一般低于18%，而蒸馏酒的浓度会达到30%以上。酒度数的提高以及元代统治者的饮食习惯都对酒具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河北保定出土的金彩梅月纹宝石蓝釉杯和湖田窑出土的青花菊纹杯，口径一般在8厘米左右，均为小件酒杯。

　　在此基础上，元代始有劝盘小杯和靶盏两种新的瓷制酒具。劝盘小杯，直口卧足，涩底，口径7厘米，劝盘口径16厘米，盘心有承托杯的凸起圈。据《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记载，13世纪蒙古习俗：如有意将奶或别的食物饮品泼在地上就要被处死；如为无意，也要向巫师缴纳巨款，以举行涤罪仪式。蒙古人喜宴饮，把盏劝酒时，为了不使酒洒在地上，就以盘承之。靶盏，即高足杯，上半部为盏，下半部为一长柄足。元《事林广记》“蒙古人聚宴图”版画中，靶盏既为饮酒器，又为盛放水果之器。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缠枝牡丹纹靶盏，盏心书“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可见元人多以此为饮酒器。元代流行“阿剌吉酒”、葡萄酒和马乳酒，马乳酒被元统治者奉为“国酒”，由此看来，劝盘小杯应为阿剌吉酒的饮具，而靶盏当为饮葡萄酒和马乳酒的器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