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涛
赵之谦的《异鱼图》因其描绘的内容和方式突破了十九世纪传统艺术史的普遍经验而成为一种“奇趣”，但究竟如何解释这种“奇趣”的来源，却已经超出了图像学与风格学的范畴，需要从晚清的现实环境和学术潮流中寻找线索，因为毕竟画家仅仅是赵之谦的一重身份，他同时还是学者与官僚。而且，如果我们将赵之谦的“奇趣”创造置于他的视觉经验和当时公、私收藏的紧张关系下考虑，也将为我们思考他此时的题材创新及此后的笔墨创新提供新的角度。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盦、无闷等，自署二金蝶堂、苦兼室、悔读斋，浙江绍兴人，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正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不断、变局渐趋剧烈的时期。身处其中，赵之谦既是学者、官僚，也是“四绝”兼具的艺术家，他的现实态度、学术理念与艺术表达，对于了解这段特殊历史语境下儒家精英在画学和思想层面因应求变的探索，无疑具有典型的参考价值。
赵之谦 《异鱼图》（请将手机横屏观看）
赵之谦的绘画，以传统花卉题材为主，不乏大量具有吉祥寓意、雅俗共赏的牡丹、寿桃等内容，而创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异鱼图》，无论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展现出了迥然不同的趣味和风格。而且，这种特殊性不仅在整个十九世纪的中国画坛尤为突出，也突破了此前的艺术史经验，堪称“奇趣”。那么，这种“奇趣”仅仅是赵之谦个人的“孤趣”么？其题材和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又有哪些关联？
“奇趣”与“考证”
《异鱼图》是赵之谦在温州期间完成的系列作品之一，此前他还画了《瓯中草木图》（四屏）和《瓯中物产卷》，而且据赵之谦自署“瓯中物产第一本”推测，此类作品原计划可能不只这三件。咸丰八年（1858）赵之谦离开驻防常山的缪梓军中，结束了他追随缪梓的幕僚生涯，返回绍兴老家，并于次年八月在浙江乡试中得中举人。咸丰十年（1860）三月，太平军攻陷杭州，时任浙江盐运使兼按察使的缪梓在城破之后力战而死，同时殉节的还有著名的画家戴熙和“西泠八家”之一的钱松。而此时的赵之谦，可能正在赶往北京参加春闱的路上。其北行为战乱所阻，慌忙奔归，回到浙江时杭城已破，不得已经澉浦由海路至余姚得返绍兴老家。赵之谦世居绍兴，与浙北杭、嘉、湖三府皆为经济文化繁荣的江南腹地，对于当时风物迥异、地处浙南的温州并不熟悉。咸丰十一年应友人之邀前往温州，应是为一家十口人的生计所迫。避乱归乡的赵之谦处境窘迫，行至处州（今浙江丽水）已经资斧断绝，甫抵温州便要向友人举债度日。而根据江弢叔“时撝叔方佐东瓯戎幕”的说法，赵之谦此行在温州仍重操旧业担任幕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浙江各府相继被攻陷，唯有温州幸免，虽然也遭到金钱会的冲击，但总体局势还算稳定。因此，赵之谦游走于温州瑞安、永嘉等地的戎幕生活虽依然窘迫，相较于浙江其它各府战乱频仍的情况，却也称得上是“邑小官事闲”。
逗留温州期间，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给来自浙北繁荣富庶之地的赵之谦带来了全新的风物体验，肆虐的飓风和蛇鼠虫蚁的侵扰令他印象深刻，而瓯中特有的植物、海产也引起了他的考证兴趣。追溯赵之谦早年的学术经历，其最初受到的学术训练即为占据清代学术主流的汉学，不过大约十岁以后的七年间，他却醉心于宋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晚清“汉宋合流”的学术倾向。赵之谦复归汉学最初可能是因为师从沈复粲学习金石学的缘故，二十岁的时候则开始追随缪梓学习考证学。根据赵之谦的回忆，他在缪梓幕中每日与胡培系、胡澍、王晋玉及缪梓的几个儿子一起“稽考辩难”，而考证的范围也非常广泛，政务、律例、历史、地理、遗闻故事等都有涉及。这段幕僚生涯可以看作是赵之谦为以后步入官场所做的准备，而在中国古代文官体制下，赵之谦学习官僚政务仍然是借助学术的方法，考证由此成为赵之谦处理学术和现实事务的共同思维方式，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文官群体中也非常普遍。不过，突如其来的战乱让赵之谦无暇沉浸在学术考证的世界，何况这种考证工作还需要依托相关的文献典籍和学友间的推敲讨论，而赵之谦家所藏书籍此时都在战乱中散佚。直到在温州安定下来，赵之谦与友人的学术交流才重新变得频繁，考证活动也才具备了客观条件，此时经常往来的有：江弢叔、丁蓝叔、王云西、陈宝善、刘拙庵等人，而现存《章安杂说》一书即作于此时，考证议论庞杂，涉及：书法、碑刻、绘画、文学、史事、医药、戏曲等内容。
赵之谦 《异鱼图》（局部）章拒
海洋生物对比图 章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