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的作伪，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有的是为了进献，比如《清明上河图》与严嵩的故事；有的是为了获利，比如近代谭敬集团的造假。此类赝品一旦制成，总是即刻出手。台北本是被《石渠宝笈续编》收录的。也就是说，该卷入宫的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九年（1744 年）。此时上距高士奇卒年已经超过 30 年。台北本系高士奇作伪进赝的推论难以成立。
至于新发现的王鸿绪诗题“澹人摹董画和东坡歌行相赠”，只是高士奇摹本曾经存世的佐证，且这个摹本为王鸿绪所藏，并不构成高士奇进赝的证据。
事实上，台北本的藏印疑点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乾隆年间书画商伪造高士奇印记以求牟利。以真迹配伪跋，或者以伪迹配真跋，乃是古代书画作伪的常见伎俩。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为证。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明杜琼《南湖草堂图轴》，两侧褾绫各有一则题跋。一侧署康熙甲戌六月北平孙承泽款；另一侧的落款为竹窗高士奇，下钤“士”“奇”连珠印和“高詹事”白文印，文曰：
余友退翁，多蓄古帖名绘，所制《庚子销夏记》传世。此帧为鹿冠道人作，暇日出示评赏，细玩跋语，甚有慕于渊孝之为人，不徒叹羡笔墨，可谓好古之深者。案头适缾荷作供，轩牖清凉，观花读画，恍对古君子也。
康熙甲戌为1694年，孙承泽早已去世。而孙承泽生前与高士奇并无交往。这两则拙劣的题跋显然出自奸商手笔。有意思的是，这件作品不仅为《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而且与《董其昌烟江叠嶂图》都藏于重华宫。
此前，多位学者认为台北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笔墨并非董其昌所绘。如今以鉴藏印记作为证，当可说明台北本乃是另配而成，并非王鸿绪、高士奇递藏的原物。
四、《董其昌烟江叠嶂图》散出高家的线索
今台北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后幅有两则高士奇题跋。在题跋前钤盖了一枚“华原草堂”白文印。这是一枚罕用的藏印，此前归于高士奇。《文征明桃园问津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有此印；还有一枚文字相同的朱文葫芦印见于《张渥竹西草堂》（今藏辽宁省博物馆）。除此之外，尚未发现其他高士奇藏品有此印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画作都有高士奇孙女婿张照的题跋。摘引如下：
（《文征明桃园问津图》）康熙癸巳五月，张照观。
（《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余叔家藏唐六如先生归去来辞图。笔意萧爽，无人间烟火气。康熙癸巳仲夏，砺山舅出示此卷，觉六如卷逊一筹矣。靖节高风，披图想象，宛在今日。往余有绝句云：
百花老去红辞树，众草新浓绿满床。
只有渊明诗一卷，引人清梦到羲皇。
今观此画意，亦不在无怀葛天后也。董思翁当炎暑便染翰写雪赋，谓顿令心地清凉。
余谓此卷极合在京洛尘坌中观。
砺山舅指的是张照妻弟——高士奇的长房长孙高岱。
康熙癸巳（1713 年）三月，是康熙皇帝六十寿辰。清廷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高士奇长子高舆率领三百余名江浙耆老抵京祝寿，其子高岱和大批高士奇旧藏书画随行入京。高舆忙于事务，书画交由年仅 16 岁的高岱管理。姐夫与他共赏书画之外，还有外人慕名而来。王澍（1668-1743）曾在家书中谈及当日见闻，其札曰：
……江村所藏董迹凡百余种，皆得见之，以《舞鹤赋》、《兰亭诗》及《千文》为最。……比于江村家见汉铜印二十小柜，计三千方，已印得谱，借隔远无由相共，想闻之亦当艳羡也。……
涉世未深的高岱并没有意识到，书画藏品是不能轻易示人的。他很快遇到了一次挫折。《潘氏三松堂书画记》有一段癸巳五月高岱题跋，文曰：
（《董文敏临各体书卷》）此卷于北京偶借人观，为彼割去董书一段，又去先大父文恪公跋一段，不胜愤愤。今查董迹共七接，连硬接在内计字一千二百八十二字，特记于此，以防后患也。
显然，被截去的董其昌书法和高士奇跋文拼成了一件崭新的书画商品。话说，台北本后幅除了“华原草堂”印记之外，未见其他高岱印记。而《文征明桃园问津图》和《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都有高岱的名章。此外，高岱递藏的董其昌书画在《明董文敏真迹》中皆有注释，而《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却在此册中没有注释。这意味着《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很可能自康熙五十二年以后不在高家了。
有意思的是，《潘氏三松堂书画记》出自潘奕隽（1740—1830），而上博本《董其昌烟江叠嶂图》最早的一枚藏印正是出自此人。
五、关于高士奇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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