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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成立后对宫中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并对宫中旧藏宋官窑瓷器进行了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宋官窑瓷器的种类划分,称谓定名工作由郭葆昌先生负责完成的。郭先生将宫中的旧藏宋官窑瓷器分为:北宋官窑、南宋郊坛下窑、南宋修内司窑三种称谓。台北故宫博物院143件宋官窑瓷器沿用此三种称谓至今。将其称之为“故宫博物院原典藏名称”,其中冠以“北宋官窑”称谓者达24件。

  郭葆昌先生祖籍河北定兴人,早年在北京古玩铺学徒,后任袁世凯政府“陶务总监督”,是景德镇御窑厂最后一任“督陶官”。在任期间督制烧造了著名的“洪宪御瓷”,后人视其为稀世珍宝。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被委任以“故宫博物院瓷器馆馆长”“古物审查委员”,后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等职务。

  郭先生编印的“项子京藏瓷器图谱”已入善本之林,珍罕难得。其“瓷器概说”一书,中英双语印行,影响甚广。书中郭先生指出:“官窑建于宋大观间(西元1107年至1110年)在今河南开封县”。“南渡后,修内司官窑(修内司北宋属将作监,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南渡后将作监并入工部,其职务多由修内司代掌。故官窑亦属之。窑为邵成章提举后苑时所设,在凤凰山下今杭县地)制袭旧京”。“东(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陈留县,以其在汴京之东,故名东窑)”。

  陈万里先生在1943年针对郭氏对宫中官窑的命名发表了“故宫一部分古陶瓷鉴定之商榷”一文,(此时,郭葆昌先生已于1942年逝世)陈先生说:“(指《图说》)所称之南宋官窑,当然是南渡后修内司窑。。。。。。就文献的记载,说是沿袭旧京的制作,为此究竟南渡后的官窑,跟汴京的官窑,有什么分别,恐怕谁都不容易有一个明白的判断,不晓得郭先生当时根据何种鉴别方法,判断这十六件为南宋官窑,而不说他是南渡以前的官窑?”同时,他又提到:“69图名哥窑盘,第70图原名官窑盘,当时已经搅不清楚了,就照片上看,完全是相似的物,而一名为哥,一名为官,到了郭先生又称之南宋官窑,真是一种好笑的事”。“我从这一点,就可以推出以前的命名,确实没有绝对的根据。所以说它哥好,说它官好,甚至南宋的官也好,反正是自己也摸不清楚,于是乎其他的人,跟着堕入五里雾中,更是莫名其妙”。

  笔者以为,以上言论属于正常的学术探讨范畴。

  一九九六年

  1996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全”中的《两宋瓷器》一书(共两册),此版为繁体字香港发行。2002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与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版。

  主编李辉炳先生在导言中写道:“为方便于读者阅读,《两宋瓷器》共分两卷,首以南北地域划分,次以官、民窑顺序排列”。此书确实有许多奇特的地方,宋代瓷器都冠以“宋”,“南北”朝代没了。北方宋官窑是汝与钧,南方宋官窑是官窑与哥窑。

  把这些不会说话的瓷器摆在哪里,或“提拔”成官窑,或贬低成“民窑”,这都好说。毕竟东西在,过两天再摆回去就是了。经李先生一番眼花缭乱的划分后,有一个事实出现了:北宋官窑没有了,被彻底消灭了。清宫旧藏的58件宋官窑瓷器全部被划到了南方窑口里。这个事实未免有点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李辉柄先生的观点是被许多宋瓷爱好者熟知的。其实此论的始作俑者是英国著名收藏家戴维德氏也。蔡和壁先生说:“早在一九三〇年代陶瓷在系统性的研究风气渐盛之际,英国戴维德便认为顾文荐的记载前段:‘汝州有瓷窑’与后文的‘宣、政间、京师自置窑’应属一事。故此宋汝窑应是普通名词的北宫官窑,此外别无专有名词的北宋官窑,这个看法早年即为部分人士所接受”。

  李先生消灭北宋官的主要理论就是“铁道线”说。李先生说:“。。。。。。但很少有人注意,古汴京城(开封)及其周边地区有无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这一实际问题。纵观中国瓷器发展史可知,民窑也罢,官窑也罢,均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为这是建窑烧瓷的必备条件。没有烧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与煤)等自然条件,是无法建窑烧瓷的。这当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考古资料证明,河南是我国唐宋时期古代瓷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上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线以东,也不能例外。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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