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夹层铸造和重瓣技法的运用，增强了金银器的厚重视觉效果，特别是夹层铸造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罕见。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内壁素面上錾刻文字，与外壁上的凸花纹饰分别制作，最后合璧，这样内外壁既互不影响，又相得益彰；鎏金菊花银盘（图五：2b），主要装饰特征即为重瓣，将盘内底作成花蕊，盘内壁作成两圈细密、规整的花瓣，整体呈现出繁复、精美又富丽堂皇之效果。
（4）鎏金器数量渐渐增多，并占到一定比例。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银器达三十余件，且件件制作精美。福州许峻墓的鎏金执壶、碗、盏在器物上刻划梅花、花鸟图案，再施以鎏金，美轮美奂（图三）。
2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如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等
杯、盏、盘有圆形、五角形、五曲形、六角形、八角形、重瓣菊花形、瓜形。梅瓶等是新出现的典型物。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各式花形杯、碗、盘、盅、碟等，也大都不见于唐代金银器中。
3出现较多的以写实手法表现的植物花卉瓜果装饰纹样
繁复的曲瓣花形，往往根据器壁式样，采用因器施画的布局形式，达到装饰与造型的和谐统一。如五曲梅花银盘（图五：3b），盘心凸印月亮、折枝梅花和海水，层次分明，布局精妙，充满诗情画意；团花造型的碗、盏，则以器内底作花蕊，器内壁作花瓣，构思极具匠心，使器物整体看上去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图五：1b、2b）；还有一些器皿，如邵武故县出土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图五：5a），其器壁外的主题纹饰以开光形式分布八面，上下边饰花叶、卷草，纹饰布局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很好地表达了主题内容。
4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瓷器合璧的产品
如福州市冶山路出土的白瓷银扣碗（图四），在瓷碗的口沿镶银扣；邵武黄涣墓出土的漆茶盏、漆盏托（图六：5），口沿、底足镶银扣；福州北郊茶园山出土的“转官”心形佩饰（图二），通体镀金，牛角梳用金边包背等等。反映了宋代社会之富裕阶层极为考究的生活习性。
5出现许多匠名铺号，体现出强烈的商品经济特征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十分兴盛，金银作坊、商铺间竞争加剧，反映在器物上，就是有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为了维护商业信誉，制业者往往将行名、匠名及产地打印在金银器上，如上文所述之“张念七郎”（图三：9b）“尹一郎”“吴七郎造”“李四郎”“元良”“朱十二郎”“吴七郎造”“李四郎”“□千一郎”“张十郎”“张六郎造”等等。这些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十分繁荣。
6诗词刻铭装饰开始流行
除了在金银器上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外，还出现了用诗词铭刻作装饰的风气，如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八角杯（图五：5b），杯内刻《踏莎行》词一首，与外壁装饰的建筑、戏曲人物相呼应，既增添了观赏性，又提高了器物的品味。
7。佛教题材的金银器增多
此种器物多用于供奉，往往刻有铭文。福鼎三福寺塔刹中出土的两尊鎏金银佛像器身上刻有“信女陈十五娘舍金佛像一躯镇于宝塔头上舍身同圆佛果”“黄知孤舍佛一躯，舍生同佛果”；盛有宝珠的银盒，器底刻有“四息三有，同超法界”“信女黄四娘舍宝珠二匣镇于宝塔共愿报”（图一一）。说明宋代金银器已成为善男信女供奉佛教的重要器物。
三、宋代福建金银器手工业繁荣的原因
据统计，迄今为止，国内已见发表资料的宋代出土金银器近千件[14]，其中福建省有270多件，占全国四分之一还多。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宋代福建金银器手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究其原因，结合史料可作一探讨。
1丰富的金银矿产资源
宋代福建金银矿产资源和采冶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全国最重要的银矿中心。金矿有汀州一处，《闽书》记载：“金矿。宋天下州郡金冶十一，汀其一，岁贡金一百六十七两。”[15]而银矿数量庞大，宋代全国有矿场51处，而福建就有26处，超过半数。朝廷当时设立了三个管理金银业的机构——监，其中一个就设在福建建州——龙焙监。“银矿。宋产银之监，天下有三，闽一，建州曰龙焙；场五十一，闽二十有六：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严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三溪、黄上、同福、磥祭。冶，天下八十四，闽六：汀、漳、泉、福州、南剑、邵武。”[16]
2政府对金银业采取完全开放的政策，准许人民自由开采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