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多出水瓷器具有阿拉伯元素的情况看，这是一种定向制作的瓷器，主要是为了迎合中东伊斯兰地区用户审美而烧造。事实上，在大量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中，有不少书阿拉伯文和当地风物纹样的器物，以此类推，船上的大批量长沙窑瓷器就是为外销而烧造。与此碗同一窑口、制作相似的器物在沉船出水瓷器中有数万件，说明大量器物就是定向为伊斯兰地区烧制。同时可以推测，很多“黑石号”中打捞出水的瓷器可能制作于宝历二年或更早些时候，包括陶瓷器以外的物品。
“黑石号”沉船打捞以后，人们对该船属于哪一国家所有十分关注。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从船体、船型、材质及工艺结构、缝合技术等角度进行全面考虑，这是一艘什么样的海船？是印度婆罗门船，还是波斯船甚至大食船只？这个问题人们争论了许多年，因为在古代帆船的形制和制作工艺方面，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做法几乎相同。因此，“黑石号”一度被称为“阿拉伯或印度沉船”。后来，通过对船体木料的科学测试和分析，结合相关历史事实和地区生活习惯等综合因素，水下考古学家基本否定了印度建造的观点，而倾向于为今阿曼、也门或伊朗等地所造。
此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沉船属于“阿拉伯船”。[5]当然，有的研究更具体而深入，“9世纪伊斯兰文献强调指出缝合船是希拉夫擅长建造的构造特殊的船舶，9-10世纪希拉夫和苏哈拉是缝合船的制造中心”“此船有可能为希拉夫船工所建造”。[6]那么，满载中国货物的“黑石号”要去哪里？这个问题实际上随着沉船本体及相关物品的研究有了大致明确方向后，它的目的地基本上解决了，中东地区某国是“黑石号”的最终目的地。
但究竟是哪一国家？从对9世纪中东地区的考古发现和保存的遗物，尤其是中国陶瓷器和西亚陶器相关的产品和情况看，应不外乎是波斯、大食这样的国家。有专家认为是伊朗希拉夫港。[7]还有的认为是从“希拉夫（Siraf）和巴士拉（Basra）等港，最后到达黑衣大食哈里发（Abbasidcaliph）的首都巴格达和萨迈拉（Samarra）。‘勿里洞号’船舱中许多中国陶瓷的款式，都与黑衣大食遗址所出器物相符。”[8]
基本搞清了沉船的大致时间和所在地区以后，研究者对满载唐朝货物的“黑石号”的始发地更加关注了。因为这个问题涉及面甚广，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文献记载公元9世纪商舶有在东西大洋中远航的能力，《皇华四达记》所载从广州到“缚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的航海路线，也反映了唐代遥远的中西通航具有可行性和实质性内容，但长期以来还没有航船的实证。
因此，“它的存在说明了公元9世纪时从印度洋西侧始发的货船能在抵达中国后返航。这很重要，这与古国室利佛逝（Srivijaya或Shi-li-fo-chi，晚期称之为三佛齐，Sanfochi）的记载相关”。[9]事实上，早在10世纪以前，“中国的船只就驶往阿曼、希拉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而这些地区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国”。[10]“黑石号”沉船的发现，提供了一个9世纪中国到中东地区之间海洋远航的实证。
不过，“黑石号”返航路线的争议还是存在，主要有三个：扬州（有的认为扬州或宁波）、广州、苏门答腊。现在，已有很多中外专家学者对扬州说持赞同态度。查看历史，宝历三年间不属于唐代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前后连接的长庆、宝历到大和三个阶段看，此时已不是唐代的太平盛世，先前经过“安史之乱”和其间受到“河溯三镇”之害的干扰，唐代的经济逐渐衰退。
而且，这三代帝王也没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功绩，年轻的长庆帝及其子宝历帝都是比较平庸的君主。[11]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这是唐代海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时期，“丝绸之路”的持续开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外贸易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此时，处于鼎盛发展的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正大力推动海外贸易。
而地处印尼群岛的室利佛逝帝国也积极开展与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是东西方商贾在东南亚辐凑的贸易重镇。在阿拉伯、室利佛逝和唐王朝这三个当时世界上强大政权的保障和推动下，中国与东南亚及波斯湾之间的海上直航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路程最长的海上贸易航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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