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荣宝斋《艺术品》
沈德符《万历野获录》记载，他曾与董其昌、韩逢禧同赏古画。董其昌将其好友陈继儒收藏的《颜真卿书朱巨川告身》奉为至宝：“此吾友陈眉公所藏，实异宝也。”韩逢禧亦解释，帖中所云“中书侍郎开播”乃其郡开氏祖先。沈德符不以为然，认为南宋赵开显于蜀，始以名氏为姓，唐朝无“开”姓，唐书中亦无此人记载，遂定此为赝品。董其昌同意沈德符的看法，但因此帖为友人所藏，遂请“姑勿广言”。后来，此帖被新安富家收藏，是否改去“开”姓之误，不得而知。沈德符以“开”姓断颜书的真假并不严谨。唐代《元和姓纂》中便记载有“开休元”其人，由此可知唐时已有“开”姓。此帖是否真出自颜真卿之手尚有待考证，董其昌、陈继儒等人是否以假古董牟利也不能凭沈德符一面之辞而定，但是这则故事所透露的明代文人以收藏颜书为荣，巨商大贾亦纷纷效仿却是实情。
颜书在明代地位特殊，细究其因，大致如下。其一，明代科举取士看重考生的书法，洪武初年国子监就将颜书列入习字法帖范本之内。董其昌就曾回忆，年少时参加乡试，因书拙而被置于第二，于是发愤临池。初习书，正是从颜真卿的《多宝塔》入手的。其二，颜书代表着正统的道德价值导向。中国书法评论向来看重书家的人品，所谓“字如其人”，颜真卿人品的正直和书法的刚正，正符合这种道德追求。其三，明代人将颜真卿看作“二王”的继承人。董其昌就曾在临颜书后道：“余近来临颜书，因悟所谓折叉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鲁公直入山阴之室，绝去欧诸轻媚习气。” 其四，颜书与晚明文人的审美倾向相符。晚明商业兴起，艺术的世俗化程度高，为了与俗世区别开，一种具有文人特质的审美风尚—平淡天真兴起。董其昌在书法审美上追求“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的境界。不管晚明文人在生活中是否真的做到了超然出世，他们在艺术中所推崇的这种观念，使文人品位与皇家和商贾分出云泥。董其昌曾说：“平淡天真，颜行第一。” 可见，颜书的朴拙雄浑，无轻媚习气，正符合晚明文人的审美趣味。
明初，颜书的收藏，以文人之间的馈赠和交换为主。以后，随着商业的参与，万历时期颜书已经成为了古董市场最昂贵的商品之一。并且由于颜书奇货可居，文人常常在犹豫是否购买的当口，就失去了收藏的机会。身为晚明最负盛名的收藏家，董其昌就曾为酬金不足而失去颜书懊恼不已，他说：“鲁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书家，其孙携至长安，留余斋两月，无以酬直，遂落贾人手，不复可得。” 连董其昌这样富甲一方的藏家也会因为经济问题错失颜书，可见当时颜书价格之昂贵。但是，对于那种富足且希望用收藏来标榜自身品位的商人来说，花大价钱将董其昌等人不得不放弃的颜书收入囊中，不仅是对自己财力和品位的彰显，也是对精英身份的追认。
在古代中国社会，文人为社会阶层之首，商人处于社会阶层之末。晚明虽然商业发达，富商大贾频出，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被文人认可。商人在得到财富以后，最渴望的是得到士绅的身份，即被作为社会精英的文人阶层认同。正如卜正民先生所说：“（商人）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商人阶层到士绅阶层的转变，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的行为举止。” 初读明代的出版物时，很多人可能会纳闷为何晚明会有大量如《妮古录》《骨董十三说》《长物志》这样的书籍出现。笔者在初读陈继儒的《妮古录》时也很怀疑，如“蔡君谟水精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邱长春有桃核杯，杨廉夫老铁为补乐府一解”，这样的文字出版的必要性。然而，结合上述的这一商人希望通过模仿文人生活品位来完成对自我精英身份的认同的思想背景来看，就不难理解这些书的作用。它们实际上是为新富豪模仿文人生活品位提供了指导。名士们看起来不经意的闲言碎语，往往在细微处显示出品位的不俗，从而引发新富豪竞相效仿。在此种风潮下，被苏轼认定为“诗至于子美，书至于鲁公，天下之”的颜书，也风靡收藏界，几乎被看作精英品位的象征。首先，颜书的碑拓、墨迹在晚明市场上的流通量十分可观。实际上，倘若如“二王”的作品一般，稀少得绝无仅有，那么是很难以形成收藏风潮。其次，商人历来都被鄙夷为“言无常信， 行无常贞，惟利所在”的小人，如果他们显示出能够赏识身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颜真卿的书法，自然也能够说明其道德的高尚。董其昌亦说：“颜清臣忠义大节，唐代冠冕，世人以其书传。”再次，亦是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文人对收藏风尚的倡导，才使得颜书收藏在商贾之中蔚然成风。试想，连陈继儒这样著名的文人逸士都在得到颜书后，将其书斋命名为“宝颜堂”，可见收藏颜书是一件多么能彰显文人品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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