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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弘一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丰子恺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弘一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 多余的就奉送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去家中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坐，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坐。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李叔同还曾告诉丰子恺，每当黄梅季节，他就很少出行，因为这季节地上各种生物活动频繁，一不小心，路上行走的人就会踩到它们。

　　以上几件生活琐事貌似寻常，却让丰子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意识到在做人认真方面，自己和老师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感慨，无论做人绘画，自己不能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1948年11月，丰子恺结束了在台湾的画展和讲学，特意去泉州凭吊老师，到他的圆寂之处——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在老师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面前，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最后绘画一幅，题词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丰子恺对老师的追慕与怀念，浓缩在这两句题词中。寥寥数语，胜过千言。

　　内容节选自《不宠无惊过一生：李叔同与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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