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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丰子恺寄一卷宣纸给弘一法师请他写佛号。宣纸多了些,弘一就写信问丰子恺,多余的宣纸如何处置?又一次,丰子恺寄给弘一法师的信邮票多贴了一些,弘一就把多的几分寄还给丰子恺。后来丰子恺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 多余的就奉送老师。

  丰子恺曾请老师去家中便饭,请他在藤椅上就坐,弘一法师总是先摇一摇藤椅,然后再坐。每次都如此。丰子恺不解,问老师何以如此。弘一法师答:“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李叔同还曾告诉丰子恺,每当黄梅季节,他就很少出行,因为这季节地上各种生物活动频繁,一不小心,路上行走的人就会踩到它们。

  以上几件生活琐事貌似寻常,却让丰子恺心灵受到极大震动,他意识到在做人认真方面,自己和老师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他感慨,无论做人绘画,自己不能存丝毫的懈怠之心。

  1948年11月,丰子恺结束了在台湾的画展和讲学,特意去泉州凭吊老师,到他的圆寂之处——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在老师的故居和他手植的杨柳面前,徘徊良久,不愿离去。最后绘画一幅,题词曰:“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丰子恺对老师的追慕与怀念,浓缩在这两句题词中。寥寥数语,胜过千言。

  内容节选自《不宠无惊过一生:李叔同与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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