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圣宗朝四次诏令“禁止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兴宗朝明确各等级殉葬所用器物，规定宰相、节度等可用银器随葬，其他等级的贵族由于不能随葬金银器，而又为了满足所谓“冥世”的需求，转而寻找其他替代品。由于陶瓷类产品生产工期较短、数量容易满足，成为首要考虑的对象。加上唐三彩有作为明器的传统，三彩器自然而然地成为辽代中期随葬器皿的首选。
三彩器在宋代仍然较为流行，是唐三彩工艺的一种延续。装饰方法主要采用刻划添彩，在素烧胎后，按纹饰需要填入彩色釉后二次烧成。宋三彩釉色较为丰富，常用黄、绿、白、褐四种主色，还有红、黑、酱色。画面生动，填色规整，不见蓝釉的使用。器型以枕为最多，还有盒、灯等。画面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宋三彩在河南禹县、鲁山、内乡和宜阳等地古窑址中均有出土。辽境屡有宋三彩器物出土，表明宋三彩产品流布到了辽境，辽国工匠对于三彩这种工艺的学习也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宋辽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辽代陶瓷的发展序列经历了由低温单色釉陶瓷器（黄、绿、白）→二系彩→辽三彩这一过程。事物的发展规律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突变只是极个别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并非常规。特别是传统的手工业行业，其制作技术、制作理念都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摸索并不断更新的。辽代的二系彩最早见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黄彩瓶，此后陆续有出土，多见白釉绿彩，也有黄绿二色彩，能够看出辽境工匠能够很好地掌握二色彩的搭配使用。随着辽代中期偏晚禁止厚葬，辽三彩的产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辽三彩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文化因素：
唐文化因素。唐末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民迁入辽西和松漠地区，加速了该地区的汉化进程，契丹诸事皆以唐朝为模本，包括职官制度、器物风格自不例外。同时，契丹族和汉族的杂居、融合，也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因子。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大规模地涌入契丹领地，使契丹在原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吸纳了先进的生产元素，陶瓷业得以迅猛发展。辽代各类陶瓷器均带有浓郁的唐文化烙印，间接形成了契丹民族风格和特点。在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贸易往来中，辽代白瓷就是继承唐中原地区白瓷器传统而滥觞，唐代陶瓷器常见的纹饰也被丝毫不差地表现在辽产陶瓷上，部分器型也脱胎于唐、五代金银器，多见曲口、花口造型，揭示出其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佛教文化因素。契丹贵族笃信佛教，佛教造像与佛寺遍布辽境。辽代早期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和统治需要，大力提倡尊崇佛教。从圣宗朝开始直至辽末，是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辽三彩出现于辽代中期偏晚，其发展轨迹与佛教的鼎盛相吻合。
三彩器中常见佛教文化符号。有一类压印莲瓣纹，是辽三彩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纹样。佛教以莲花比喻佛性出淤泥而不染。从佛教传入中国起，这个题材流行各领域，被广为接受并采用，加之这些题材经常与一些中国传统纹饰结合使用，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佛教在辽境已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融入了辽文化。这种题材在辽代晚期墓葬中多见，如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室正中绘莲花藻井；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后室穹隆顶彩绘星图外绘莲花，前室顶部中心用红、赭、浅蓝色绘重瓣莲花。有一些装饰题材的佛教色彩更浓，如狮子纹、摩羯纹、火焰珠纹，而且这些题材是与许多传统题材如世俗生活等一起使用的，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
契丹民族文化因素。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其所生活的环境有着独特的眷恋情结，钟情于蓝天、白云、绿草、清水，集中表现在三彩器物上，就是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对大自然的热爱进而上升到对于大自然恩赐事物的崇拜，菊花、葵花、牡丹、蝴蝶、水波等常见的大自然纹饰都被广泛应用于辽三彩，海棠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辽三彩器型主要有各式盘、碗和镶接器，以盘、碗为大宗。施彩方式有两种，一是色地点彩，一是压印（印模）填涂彩。均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彩主要是黄、绿、白三种色调。三种色彩的搭配看似毫无章法，但有着缜密的设计理念，作为边饰的白色以及黄、绿色讲究自然过渡，互不侵扰，三种色彩有严格的主次之分。
▌辽三彩的器型与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