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开元、天宝时期“盈”字款陶瓷器是否已出现，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晚唐以后， 内库中的器物流散概率比以前更大，中和元年（881年）黄巢称帝时长安的战乱，出现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局面。唐代皇家府库的破坏，在此又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二十多年后，唐朝灭亡（907年），内库物品不知所终，因此，五代或辽墓出土这种瓷器， 其来源更不可知了。
关于“盈”字款器在不少地方发现的情况，我们还可从另一层面进行探讨，那就是当时邢窑的管辖权问题。由于唐代文献中有“河北道贡。。。。。。，洺、博、魏等州平绸、邢州瓷器、魏州棉绸。。。。。。”的记载。 因此， 在研究中很自然地把当时具体执行进贡朝廷瓷器之事都归于河北行政管理机构上。但唐代各地是否一直十分正常的执行进贡任务，实际上是值得研究的。中晚唐时期， 河北一带处于一种并不十分正常的行政管理状态。当时， 河北藩镇割据统治的情况客观存在，“河溯三镇”目无朝廷纲纪，“贡赋不入于朝廷”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如定州的定窑就是在藩镇控制之下，相关研究认为它是唐代藩镇义武军管辖的官窑。 而邢窑这个曾被宫廷依赖进贡的瓷窑，也曾在较长时间内为藩镇——昭义军节度使军政管理 ，窑场产品的主要支配权在其手中，对器物的调配使用，应不是难事。
此外，一个被指定进贡朝廷用瓷的地方窑场，是否能长期一成不变地接受皇家的旨意，把全部定烧的同一种品牌或名称的器物，运送到长安的大盈库？这实际上存在着很大问题。曾经作为指定产品进贡，不一定就是 长久的执行这种方针，或者用同一种方法进行操作。同样， 一个时期有这种类型的进贡物品，后面烧造的也可以是仿制前款的产品。不少地区曾出土有很多晚唐五代时期的“官”“新官”款白瓷，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因此，各地发现“盈”字款的瓷器，不能否定曾经存在过作为百宝大盈库定烧或指定产品的历史事实。当 然，慎重看待各地发现带“盈”字款的瓷器确实是必要的。
图14 白釉绿彩盘碎片。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所见。
目前，“盈”字款白瓷仅见邢窑有烧造，河南巩义窑未见发现。另外，前几年浙江慈溪上林湖荷花芯窑址，曾发现三块印有“盈”字款的越窑青瓷标本。笔者认为，这也可能是与大盈库有关的器物 ，还有可能是模仿进奉的“盈”字款器，其字义与邢窑“盈”字款器大致相同。至于低温绿釉“盈”字款器，目前只了解在西安大明宫遗址有部分标本发现，邢窑、巩义窑窑址均未发现，因此难以肯定其确切产地。不过，诸多邢窑白釉“盈”字款器的发现和“黑石号”载有邢窑白瓷产品及绿釉“盈”字碗和白地绿彩“进奉”款盘的情况，确实很难把这种器物排除在邢窑之外。在河北， 曾见有与“黑石号”“盈”字碗风格相近的绿釉花口碗、白釉绿彩执壶等器物。2017 年，笔者曾在河北博物院展览中见到当地发现的一件与“进奉”盘风格相似的器物碎片（图 14），圈足风格基本一致，底中心也有相似的局部施釉。还有一块唐代绿釉碗残片玉环形底足（图 15），与“黑石号”“盈”字碗底足十分相似。
图15 绿釉盘碎片。河北博物院临时展览所见。
当然，我们现在见到与“黑石号”白釉绿彩器相似的器物和标本，主要还是集中于河南地区，笔者在河南见到过多件类似器物及标本，如穿带壶、执壶、 吸杯、罐、杯、碗等，有的器物属较为明确的河南出土物。
另外，河南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中，曾出土了部分白釉绿彩和绿釉器，其中有两件印刻精细花纹的白釉绿彩盘（图 16、17）及“盈”字款白釉残碗值得关注。唐大和三年（829 年 ） 白氏五十八岁罢刑部，侍郎后，购买散骑常侍杨凭宅邸 ， 并曾“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他长期踞有高官身份并一直在洛阳履道里本宅安享晚年直至会昌七年（846 年）寿终的情况看，这种器物也存在来自皇家的可能。笔者曾在河北临城邢窑陶瓷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中见过风格与之颇为接近的标本，盘子底部有支钉痕。（图 18）这种有相似风格的白釉绿彩盘，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件。在德国佩加蒙博物馆保存的伊拉克萨马拉哈里发宫殿出土物中，有这种类似的绿釉、绿釉黄彩和白地绿彩器，其中白釉绿彩盘、洗等器物，与“黑石号”出水物十分相似。在英国大英博物馆也有同一遗址的类似出土物。
图16 白釉绿彩盘。河南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
图17 白釉绿彩盘。河南洛阳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
图18 白釉绿彩盘。河北临城陶瓷博物馆展览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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