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应予注意，“黑石号”沉船舱底发现的中国货物中，有超过 13 吨的铅锭（图 25）和大量石灰。 据介绍，西亚有铅矿，因此应不属阿拉伯人稀罕的物品，只是旅途中用来交换物品。 这些铅锭，是在中国时交易得来的。这种载重量很大的唐朝低档金属物和建筑原材料，似乎不应是在东南亚转运时才放入的压舱物。 1975 年，扬州郊区窖藏也曾出土过铅锭。因此，除了广州，“黑石号”铅锭来自于扬州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总之， 各种解释，各有各的理由。看起来，真相是复杂的。
图25 铅锭。“黑石号”沉船出水，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近期，笔者请教了早期曾参与整理“黑石号”出水文物的专家。据介绍，“黑石号”出水瓷器中，只有一部分是安放于大罐之中，包括长沙窑、白釉绿彩器和其他物品，大量的出水瓷器是露置的。笔者同意这种说法， 最初上船的器物可能是按照产地的软包装排列陈放的， 在海底千余年后，包装腐烂消失，成为完全裸露的物品。 广东大罐解决的只是一部分物品的储存问题，此类器物相对体量较大，但并非庞然大物，搬运存在一定困难，但也不是绝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考虑：1。 “黑石号”到达广州后，阿拉伯货品被卸，船体大幅减轻，于是购买了这批广东大罐，装上航船用以压舱和储水储物，然后北上前往扬州。2。 从扬州到广东的中国内海航行途中，受到风浪颠簸，造成了器物损失。回到广东后，重新采取保护措施，购置了这些大罐，安放精细的小件器物，置于稳定性较好的舱底。3。 这些大罐购买于扬州。唐代的扬州和广州的内海交通频繁，货物运输航船南来北往，外国人到中国贸易， 实际利益第一，未必会考虑这些大罐来自中国哪一地区。在扬州，曾出土过与“黑石号”大罐风格近似的广东青釉大罐。（图 26）假如在扬州购买广东货物，也并非绝对不可能。
图 26 青釉大罐。1965 年扬州北门街道附近出土，扬州博物馆藏。
扬州是唐代一个带有国际化意味的港口城市。在扬州，有着许多中外商贾，其中有很多波斯和大食等国客商，经营着所谓的“胡店”和“波斯店”。 中唐时期，大批大食、波斯商活跃于扬州。中晚唐时，还有很多商贾在此活动，大和八年（834 年），唐文宗在诏书中有保护“南海蕃舶”与“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的规定。大和八年晚于宝历二年仅仅八年，这一时间段确实有很多波斯、大食商贾在这里从事中西各取所需的国际商品交易，“黑石号”只是其中的一艘运输航船。2004 年，扬州市凯运天地出土一方“唐故李府君墓志”， 记述了“身居西域”的“贯波斯国人”的摩呼禄，“云水舟航”来到扬州，于大和九年（835年）终老于扬州江阳县 。他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在扬州生活的波斯人，再次证明这一时段是扬州的波斯等国商贾云集颇多之时，推测其应是经商而定居于此。从时间推算，“黑石号” 沉没时，他很可能仍然在世。
在过去几十年中，扬州地区出土了很多瓷器及标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唐青花资料，还有大量长沙窑瓷器。另外还发现了各地窑场的许多瓷器及标本，如白地绿彩吸杯、盘、贴花龙纹碗等器物，与“黑石号”同款制品风格相似。还有那些与江淮风格接近的出水金银器、铜镜也可作间接参考。至于标有纪年文字的江心镜，更是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它清楚标明就是扬州生产的。
长沙窑与扬州城注定有着不解之缘，扬州出土许多长沙窑瓷器及标本的情况可以证明，唐代长沙窑瓷器曾在这里落户，也曾有无数器物源源不断地从长江航道经扬州再出洋或转入大运河北上，销往北方各地。而国外发现的许多唐代瓷器与扬州出土的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
不过，南海是“黑石号”航船的必经之路，因此广州也应是其必然停靠的港口。“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广东梅县水车窑和可能属于珠江口甚至西江流域窑场的器物提示了其最大的可能性。
遥远的旅途和原始的交通工具存在有很多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比如说，航船装载物是否一定都是从扬州港进的货物？以前曾有赞同“黑石号”从扬州港起航的专家认为，船上的越窑瓷器也有可能是从明州港补充的。 有的甚至怀疑“黑石号”长沙窑瓷器等货物可能就是从宁波装船起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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