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五件菊花纹壶的特点和档案相关记载，可以推断另外九件仿制的珐琅器应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有“康熙御制”或“雍正年制”款识，且纹饰、器形、大小与自身（仿制器）完全相同的被仿器物（原件）；二是有若干件“乾隆年制”款识且与自身纹饰、器形、大小完全相同的器物，但自身釉质晶莹、纹饰细腻，镀金、铜活等细节皆远超同类；三是“乾隆年制”款识或是缺笔漏画，或是字体大小各异不甚工整，与器物的精美程度极不相称。依据以上三个特征再结合档案提供的名称线索，在两岸故宫的收藏中，大致可对照找出具体实物，详见［表一］。
［表一］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乾隆帝仿制前朝珐琅器档案名物对照表
图七 康熙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1 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2 乾隆年制款画珐琅牡丹纹海棠式花篮底款 故宫博物院藏
图九 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花蝶纹盖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1 乾隆铜胎画珐琅花蝶圆盖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 2 乾隆铜胎画珐琅花蝶圆盖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 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1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壶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二：2 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壶壶底 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是根据图样制造，法国人按照自己或本地的审美进行了局部美化。施静菲敏锐地发现“乾隆铜胎画珐琅花蝶圆盖罐一对”〔文物号：故珐660、故珐661，图十：1、2〕与同类盖罐的差异，她说“在风格上大异其趣，线性用笔消失，采用色块晕染的西洋画法，色彩鲜艳、绘制效果很不同。可见画者必定是相当掌握西洋画法的工匠，与水彩画之画法接近”。此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上的器物典藏资料检索系统内，描述此对盖罐“盖面及盖边花卉之花心部分皆镶嵌金座托宝石”，但在照仿原件“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花蝶纹盖罐”〔文物号：故珐503，图九〕上却没有这样的装饰。无独有偶，在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款画珐琅白地蓝花卤壶”〔文物号：故116597，图十二：1〕的盖面上有铜镀金弦纹，而照仿原件“雍正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文物号：故珐229，图十一〕的盖面上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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