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乾隆帝事后是否知晓珐琅器为西洋工匠所造，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他很可能不知此事。本文开篇已述，乾隆帝从乾隆三年即开始将本朝和前朝画珐琅器物装匣、刻名色签后收藏于端凝殿中，一同存放的还有列祖御用朝珠、康雍乾三代御墨等器物，这次又特别仿制与前朝完全一样的器物且烧制“乾隆年制”款识，未经使用即与做样珐琅器直接送入乾清宫，其纪念意义已非常明显，初衷很可能是为了向先辈之开创精神致敬。因此，如果乾隆帝得知这批器物为西洋人所造的话，不太可能将其与圣祖和世宗的器物一起恭藏。还有，在当时即使是在广州制作画珐琅器，前后也需要五个月的时间，乾隆帝不太可能知晓具体制作工期，所以，虽然赴法国制作器物耗时达两年之久，但如果乾隆帝不是特别惦念此事而刻意催办的话，粤海关监督也不会主动奏报，笔者查阅乾隆四十年及以后清宫造办处档案和两岸故宫博物院所保留的宫中奏折档，尚未见到有关记载。
四?小结
菊花纹壶和其余九件器物的原配木匣已佚，从命名规律上来说，当时的木匣上应该会刻有“洋珐琅”字样。因此，从纹饰、工艺特点等方面判断，笔者完全同意施静菲的观点，即清宫旧藏的画珐琅器物所谓“洋珐琅”者为广东所产，亦属于“广珐琅”，需要略作更正的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器物为远在西洋的工匠制作。
乾隆帝将仿制前朝的画珐琅器装匣、刻名色签后恭藏于乾清宫端凝殿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乃德魁发图样送到法国所造，并且有一个法国工匠竟然在菊花纹壶底留下了名字。虽然可能是出于一场误会，但这批画珐琅器却意外地成了中法交流的历史文化见证。
拙文仅仅是个开始，有多项问题尚待解决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如文中所提多件器物参考号均为“吕四七五”，却与《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不符，考虑两岸故宫博物院都存在此现象，推测问题有可能发生在文物南迁之时，具体原因尚待研究。菊花纹壶等器物在法国制造的详细情况，亦需进一步探寻。将这十件法国工匠制画珐琅器甄别出来，进行一系列科学检测后，有助于学界建立比较准确且行之有效的工艺及化学成分等标准，用来明确清代国产与进口珐琅釉料的区别，并进一步甄别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是否还有西洋工匠所造画珐琅器。不仅如此，检测数据对研究清早期画珐琅技术的引进和制作，也具有巨大的参考研究价值。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法国友人夏德霖（Jean-Alexis Chatelain）先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博士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胡栌文女士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文章原标题为《西洋制作乾隆款画珐琅器物考》，全文原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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