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旧藏洋珐琅器物究竟是广州制造还是西洋制造|珐琅(4)－中国艺术品收藏证书查询网（艺术奢侈品IDE收藏证书查询网）

分类：艺术投资指南　阅读：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在“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文物号：故珐270，图十三〕的碗心上有法国巴黎课税标章和符合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巴黎金匠行会验证纯度的年度戳记〔图十四〕，并通过科学检测认定金胎和碗壁珐琅纹饰应是在法国制作完成，但碗外底所测得砷白较有可能为当时中国的珐琅料，且款识字体端正，“似可推测无款的法国制造浮雕珐琅金碗有可能原无落款，进贡宫中后，再由造办处工匠烧绘‘康熙御制’四字中文款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如果检测数据无误的话，那么有可能在法国制造的金胎珐琅碗到广州后被误烧了“康熙御制”款。首先，造办处传予德魁的“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亦要细致烧乾隆年制款”，很可能是“口传谕旨”却没有文字记录，此项要求只有其本人知道。而从乾隆四十二年初开始，德魁虽名为粤海关监督，但已经身染重病无法工作，事务完全由广东巡抚李质颖接手操办，很有可能德魁未将皇帝要求告知李质颖，以致李质颖命人按照原件烧制了“康熙御制”款。其次，造办处档案显示，乾隆帝看到仿制成功的十件珐琅器后，当即下旨将新送到九件珐琅器配楠木匣刻名色签后送乾清宫，而唯独“新到珐琅器内金胎珐琅碗一件，交图明阿代去照样烧造一件”，虽原因不明，但根据存世的清宫旧藏珐琅碗与“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材质、器形、纹饰和工艺完全相同，且皆署“乾隆年制”款识，很有可能是因为乾隆帝对器底的“康熙御制”款识不满所致。

　　图十三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四康熙金胎内填珐琅花卉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碗心内为法国巴黎课税标章和符合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巴黎金匠行会验证纯度的年度戳记

　　另据“乾隆四十三年行文五月二十六日传旨：粤海官办赏用法琅瓶罐盘碗，嗣后不必办做，俟传时再做。如有已得者，随贡进来，不许再做。其特传做法琅器皿仍照样成做，陆续送来”。粤海关根据乾隆帝的谕旨，继续照样成做“特传做法（珐）琅器皿”，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的年贡当中，即可看到名称、件数皆可和乾隆四十年的传做珐琅器一一对应的记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文物号：故珐3?参考号：*吕四七五 40，图十五〕应该就是后来照样成做的器皿之一，其楠木匣上刻“乾隆年制铜胎广珐琅壶一件”，可见后来成做的器物是依图样在广州制作。

　　图十五乾隆铜胎画珐琅白地蓝花执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综合以上论述，再联系比对五件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所呈现的特点，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年传办粤海关照样仿制的珐琅器，为粤海关发图样送到法国制作，而之后按照乾隆帝谕旨继续照样成做的珐琅器，则皆为广州制造，即“广珐琅”。

　　三?生产地分析

　　乾隆帝在乾隆四十年这次传做仿制前朝珐琅器时，很有可能并没有打算去西洋制作，而是粤海关监督德魁对谕旨的误解或者说“过度”执行所致。

　　首先，从语言逻辑上来看，如果乾隆帝确实打算去西洋制作的话，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其次，“洋珐琅”顾名思义是西洋来的珐琅，但在造办处档案中有关器物制作的记录和皇帝下旨的语境中，通常指代制造技术来自西洋的画珐琅器，或是利用西洋进口珐琅釉料烧制的画珐琅器，未见前往西洋制造的意涵。还有，虽然乾隆帝在三个月前专门强调“嗣后所有传做活计俱要洋里成的”，但仔细研读此档案即可发现，这更多的是针对“嵌假金刚石珐琅靶铁炕老鹳翎鞘小刀”质量不好表示不满。实际上，从后来的档案和实物来看，传做活计并没有送到西洋制作，乾隆帝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当时的粤海关监督德魁可能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造办处档案显示，德魁曾于乾隆三十八年进贡过“金烧珐琅鞘靶小刀”，如其与“嵌假金刚石珐琅靶铁炕老鹳翎鞘小刀”是同一物件的话，不到两年就出现质量问题确实难辞其咎。乾隆帝对办事不力的粤海关监督通常会采取令其赔补银两、罚俸、革职等惩罚措施，德魁就曾在乾隆三十三年因过失被罚俸一年，这次算是比较温和的“警告”，如果工作再出现失误的话，皇帝不太可能还会如此客气。德魁在接到“嗣后所有传做活计俱要洋里成的”谕旨后，不久仿制这十件前朝画珐琅器的任务即到来，因此，他可能明白“不要广珐琅，务要洋珐琅”的意思并不是要前往西洋制造，但既然有旨在先，不敢不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