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前有派姚华接任之说，近因金城与罗鸿年私交甚厚，或将派金为校长。金与姚因中日绘画展览会意见不合，势同水火，姚宣称金若入校，即辞职。
虽然姚华与金城最终都不曾出任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但这则消息却为我们揭晓了在“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期间引发北京画坛分裂的矛盾双方。但是，即便姚华与金城在当时的北京画坛声名显赫且门徒众多，仅凭二人在人事方面的纠葛，就能号召画坛诸家针锋相对吗？想必其中除了人事利益这一层，另有能够触动相应画家群体的原因。
《晨报》刊登的《竟有欲利用中日绘画展览会者》
为了筹备贵州会馆的展览，姚茫父与凌直支、齐白石、陈半丁、王梦白、凌宴池等人组织了“北京画界同志会”。通过追踪这个群体在展览期间的活动和声音，有助于我们揭示促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价值共识，进而澄清到底是什么样的门派之见引发了这次分裂。
四月二十九日，访问北京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参观了贵州会馆的展览，姚茫父、陈半丁与凌直支等人特开茶会招待，席间公推凌直支致欢迎词：
略谓今日本会同志，以画人资格，欢迎泰戈尔先生，皆具有特别感想。吾国前辈评诗与画者，有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二语，世界上凡诗画名家，无不承认。盖诗画在艺术上有一致之精神也。本会今日欢迎泰戈尔先生，意即在斯。惟今后艺术趋势，如徒墨守成规，而无一种创造思想寓于其间，则所谓诗，无不为格律所拘，所谓画，无不为稿本所陷，其真正美感，绝难自由发挥，故诗画在今日，均有改革之必要。泰戈尔先生于诗之革命，已着有大功绩，本会同志，甚盼泰戈尔先生就其所以革命于诗者，导我同志于画，俾令东方艺术上开一新纪元……
凌直支的画学主张，在他1932年的讲演稿《国画在美术上的价值》中表述得更加完整，归纳了改革中国画应遵循的：人品、学问、书法、创造性等四点基本原则。在欢迎泰戈尔的致辞中，凌直支首先强调了诗画一致之精神，体现了他对于传统诗词修养的重视。在以后的引申中，我们发现凌直支强调的学问相当于传统文人的诗词修养，并认为它“属于文学的成立，尤与国画有密切的关系”。这篇欢迎词中另一特点，是凌直支对于中国画改革的呼吁。其乍看之下似乎与“改良派”的态度相近，但从凌直支后来归纳的四点基本原则来看，改革的落脚点在于创造思想的提倡，惟此方能“表示独立精神所在”。凌直支对创造的提倡，用意不在于对传统技法与题材的取舍拓展，而是要通过唤醒画家的个体精神，为中国画超越古人境界的限制提供内在动力。发挥个性、表示感想、开拓地域上自然的现象，是他提出的画学上讲求创造的必要条件，其根本则是如何在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个性与感受。如果将凌直支的欢迎词同他后来的画学主张相联系，并与陈师曾在民国十年发表的《文人画之价值》做一横向的比较，就会发现他在诗画关系与创造性方面的认识，与陈师曾概括的文人画四要素中的学问与才情两点内涵相似。凌直支这番改革中国画的呼吁，不仅没有像“改良派”画家那样在激烈地抨击文人画传统之后与其分道扬镳，反而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发展强化文人画的某些特质，其对于文人画的价值认同体现得很明显。
姚华
中央美术学院(微博)美术馆藏 姚华 《岁朝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凌直支 《梅花》
那么，“北京画界同志会”的其他画家，是否也像凌直支一样认同文人画理念呢？五月三日，随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三位印度学者到贵州会馆参观展览，“北京画界同志会”成员：凌直支、齐白石、姚茫父、陈半丁、王梦白、凌宴池等人特为招待。这三人中，鲍斯是一位擅长画佛像的“新派画家”，其风格既有印度传统特点，也受到西方色彩的影响。因为是同行，在这场招待会上，鲍斯与“北京画界同志会”诸家就中国画学的很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当鲍斯问及中国画的派别问题时，凌直支与姚茫父二人代表“北京画界同志会”做出的回答表现出了非常鲜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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