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关于这批玻璃画绘制年代的探讨。根据档案中关于乾隆五年搭建的玻璃蒙古房中“人物画片安在蒙古包前后门两傍窗户上，花卉画片安在中间穿堂窗户，上边安山水画片，下边安鱼草画片”的记载，其山水和鱼草画片的排列顺序与“前一至前四”“后五至后八”的玻璃画排列相同，花卉图片与推测的安装在穿堂窗户上的“东一至东八”“西一至西八”一致，由此推断这种排序是乾隆时期的较为常见的规律。
乾隆时期的档案中记载了大量的玻璃画绘制，绘制者有西方的传教士、如意馆的画家和广州的画工，也有大量的玻璃画在广州绘制以及广州进贡的玻璃画的记载，之后的档案中则很少见到类似的记载。另外，玻璃画中的一幅花鸟图〔图十八〕与《清人画弘历古装行乐图轴》〔图十九〕中所挂宫灯上的花鸟画极为相似。
〔图十八〕花鸟图玻璃画
〔图十九〕清人画弘历古装行乐图轴（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综上，笔者倾向于古建部所藏玻璃画，正是乾隆时期安装在玻璃蒙古包上的玻璃画。
西厂子的玻璃蒙古包，从乾隆时期开始搭建，直到清晚期一直沿用，这些玻璃画也随之一直沿用下来，搭建蒙古包时将玻璃画安装上，拆撤蒙古包时则将玻璃画收存在造办处。因此，清史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文物时，这批玻璃画就存放在造办处库房内。
五 结语
玻璃画在清宫建筑中的使用位置，包括外檐窗户、内檐装修和临时搭建的玻璃蒙古包，使用数量很大，但文物遗存却并不多见，现仅见古建部所藏103块，以及原状遗存中为数不多的几块。
古建部所藏玻璃画，笔触细腻、画风工整、画面优美，呈现出明显的宫廷风格。通过对大量档案的梳理和对应分析蒙古包玻璃画的安装形式、玻璃画的使用数量、排列顺序以及画框的装裱特点，我们发现古建部现存玻璃画与蒙古包的玻璃画使用基本相同，可以肯定古建部所藏的玻璃画是用于玻璃蒙古包的窗户和槅扇门上的，这一推断解决了一直以来悬而未决的一道难题。
玻璃画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工艺品类，清代中期逐渐在宫廷普及，古建部所藏的玻璃画，图案取材于中国传统绘画中常见的花鸟、山水楼阁、人物故事以及具有教育意义的《耕织图》等，也有少量中国画家绘制的西洋人物。绘画颜料有朱砂、雌黄、赭石、石青和石绿等，都是中国绘画中常见的颜料，只有少量普鲁士蓝为西方颜料。绘画虽然按照西方玻璃画的倒叙技法，却改变了西洋施厚重油彩的绘制传统，敷色变得稀薄、半透明。在清代宫廷，玻璃画为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适应中国皇宫的需要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绘画的颜料、技法和风格以及使用功能上都经历了中国化的演变过程。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故宫博物院玻璃器研究专家张荣女士和古书画研究专家李湜女士的指导和学术支持；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曲亮、李广华团队检测了玻璃成分和绘画颜料构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戚馨之同学为我们翻译了英文及德文著作，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在此一并感谢。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原标题为《故宫博物院藏建筑装修用玻璃画再探讨》，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0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时，注释未收录。）